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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与密教(2)

《东渡弘法的鉴真大师》(作者鉴安,收录在《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写道: 鉴真大师曾经从恒景律师学过天台宗,带到日本去的经典当中也有天台宗的章疏,他在日本,除讲戒律以外,也讲天台三大部…… 又东大寺戒坛上面

《东渡弘法的鉴真大师》(作者鉴安,收录在《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写道:

鉴真大师曾经从恒景律师学过天台宗,带到日本去的经典当中也有天台宗的章疏,他在日本,除讲戒律以外,也讲天台三大部……

又东大寺戒坛上面安置多宝塔一事,通常也以为是鉴真大师在日本致力于弘扬天台宗的证明,因为多宝塔出于法华经,戒坛上安置多宝塔,表示他对于法华经的热烈的信仰。鉴真大师传天台宗义于法进,法进传最澄,最澄入唐请益之后,归国成立日本的天台宗,史称传教大师。

需要说明的是,最澄入唐求法时还受沙门顺晓的密教灌顶,回国后将学习到的天台、密教、禅、律四宗杂合起来,以“止观、遮那二业并重”教授弟子,称天台宗,因有密教内容,又俗称台密。得天皇同意,天台宗成为独立的一个佛教宗派。后又日本天台一系的僧人圆仁、圆珍等继续分别入唐求法,从唐密祖师惠果大阿奢黎的弟子再受灌顶,形成台密,一直传承至今。

可惜的是,最澄为将天台密教一系完全摆脱当时奈良六大寺为主导的“南都佛教”的制约,公然提出,作为大乘佛教的天台宗只受大乘戒即可,原来鉴真传来的只是小乘戒,不适用于大乘佛教僧众。大同元年(806),最澄在比睿山私设戒坛,为圆澄等100余人授大乘戒律,彻底抛弃小乘戒。这样就完全抛弃了鉴真传承的戒律基础,以至为日本佛教留下了千古垢病,为无戒律佛教开了方便之门。(可参见《空海与最澄两大师的因缘》一文)

3、携带密教法像:为密宗的兴起创造条件。

日本天台宗与密宗的关系,上面已经简要说明。这都与鉴真大师有直接的关系。证明鉴真大师和他的弟子与密宗关系很深的不仅是这些。

据《中日佛教交通史》(木宫泰彦著,陈捷译):

“鉴真及其弟子,与密教之关系亦深。其携来品内,有雕旃檀千手像一躯,绣千手像一铺,皆密教诸尊之像也。唐招提寺金堂内有一相传为如宝所作之千手观音,今仍存在。”

另外,还有一尊鉴真从唐土带来的不空绢索像。

唐招提寺原有鉴真中土弟子义静建立不动堂,堂内的不动明王像也是义静所作。

文中提到的千手观音像非常著名,这次胡总书记也专程参观了。

另外,鉴真的弟子也都各有特长。如寺中的《特别保护建造物及国宝帐解说》唐招提寺内的金堂有如下评语:

“金堂为今日遗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之建筑物。千释迦之大光背,犹不失巍然之旧面目,可令人想见东大寺大金堂五丈三尺遮那尊往时之伟观也。……为他时所无。以丰肥之柱,雄大之斗拱,承远大之出檐,屋盖为四注,大栋两端高举鸱尾,呈庄重之外观。……要之,此堂为今日所存天平时代佛殿之最完备者,其构造装饰,足以代表当时最发达之式样手法。”

据传,这是如宝督率工匠,按照中国佛殿的图样建造的。金堂内的主尊丈六卢舍那佛坐像,相传是始终追随大师的唐僧义静或思托所作。这一资料也从另一角度证明,金堂内的主尊丈六卢舍那佛坐像即时当时所建造,非是后来改建。当然,主尊为密宗的卢舍那佛(即毗卢遮那佛的异译名,意译即大日如来),而非我们常见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自有其深意。

正如木宫泰彦在《中日佛教交通史》中所说:

吾故曰最澄、空海所大显扬之台密二教,非自平安朝突起者。严格以言之,普不得谓为平安朝之新佛教;盖奈良朝归化唐僧,已次第涵养其潜力,不过赖最澄、空海之力,始浮出于历史之表面耳。

鉴安也在《东渡弘法的鉴真大师》中强调:

这可能对于空海(即弘法大师)入唐求受密法有决定性的影响。空海和最澄就是发展日本平安朝佛教的中心人物,都和鉴真大师有关系,所以说鉴真大师为日本平安朝佛教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史实告诉我们,是非常正确的。 

四、补充:近代专弘一宗寺院格局的形成

随着鉴真大师到日本传戒,当时的“平城京”奈良佛教形成了有代表性的六大宗派,即三论、法相、俱舍、成实、律、华严等。但是由于后来朝廷迁都于奈良北部的平安(今京都),所以又被称为南都六宗。这些所谓的“宗派”虽然大都源于中国,但不同的是,他们只是因为研究了不同的佛法教义,才相互区分开来的。因此,准确地说他们只是佛教学派而非像中国佛教那样的宗派。由此也造成了各派之间并不相互排斥,对各宗派的法都可宣讲研究。

鉴真大师入灭后31年后即794年,日本首都迁至平城京即现在的京都,伴之而来的是天台宗的兴起和真言密教的兴盛。前面已经说明,天台宗由最澄入唐求法后创立,并融入了密、禅、律而成天台密教,得天皇同意自成一派;真言密教由日僧空海入唐时受传法灌顶于唐密七祖惠果大阿奢黎,成为密教八祖,日本称真言宗,开创高野山根本道场,后得赐京都东寺,在此建立根本灌顶道场,因此又称东密。台密、东密先后得天皇支持,尤其是空海的真言密教,尤其兴盛,奈良原有的六宗所在的寺院同样深受影响,并大都建立了专门弘扬密教的“真言院”或“密教院”,唐招提寺也不例外。总体上看,“八宗兼弘”一直是自鉴真大师东渡后佛教界的主旋律。

根本性的变化始于明治初期。明治天皇继位后先后颁布“神佛分离令”等,明确实行政教合一制,废除了僧位、僧官,僧侣只是一般的职业,命令他们称姓氏;解除关于食肉、带妻、蓄发的禁令;允许各地随便合并寺院,除总本山以外,废除一切无施主、无主持的寺院,禁止僧尼托钵。这样一来,使各县任意毁坏寺院,到毫无忌惮的地步,奈良的古寺严重受损,兼学各宗的传统也被打破,而被迫代之以必须标榜某一宗派的职业性寺院开始出现。这样,东大寺为华严宗,唐招提寺为律宗,药师寺与法隆寺、兴福寺为法相宗,各寺都成为某一个宗派的专门道场。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局面,从此日本开始走上西方式的近代化道路,虽然僧众中仍有少数严格持戒,但不可讳言,大多数僧寺已经远非中国及东南亚等地情况。末学有时想,假如净土中的鉴真大师看到这一景像,不知会说些什么?

编辑:心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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