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这件事已是十年后，老人们讲完总是惋惜地来一句：可惜了！

时光一如既往地流淌，转眼又是十多个年头过去，我已到一家化工厂上班。因为单身，常常一下班就骑上自行车回家，同行的是我们一路的乡党。大家说说笑笑，十几里路倒也不寂寞。一年秋天，有一位姓高的师傅每次走到离寺院二里地的样子就对同行者说他得歇会儿，太困。一天，到了寺院附近，他又喊累，要停下来休息。我们这些师傅都是那种俗称“一头沉”的职工，除了上班家里还有大堆庄稼需要料理，到秋夏两忙更是辛苦。大家见他连十几里的路都不能一口气骑回去，提醒他注意休息，之后便都赶回家了。他独自一人停下车，打算背靠大树眯上一阵再回家。

地里成熟的玉米东一片西一片等待着人们的收获，而高师傅却躺在一堆玉米杆上睡得昏死过去。送到县医院被拒收，又到了市医院。检查完毕，医生建议做手术——开颅。打开头颅，又给缝上，一脑袋的瘤子已是无药可治。抬回家，没几天就撇下老婆娃娃走了。由于他不是正式工，厂里仅给了一点点补助。

说真的，高师傅是个好人。待人和气，工作认真，无不良嗜好，他的病也不是一天两天却一直坚持上班。这样的人咋能四十五六就早早离去呢？有一次和乡党们说起此事，一位熟悉高师傅的乡党说，恐怕是报应吧，那年拆罗汉寺的佛像，他扑得最欢，把一个佛像的脑袋给生生弄掉了……

哦，原来如此！

说起毁寺，还有一件事值得一叙。还是“破四旧”时，南村的何支书想在村里搞出些动静，好完成任务。他召集村民念完文件念报纸，又滔滔不绝地宣讲了几个时辰要大家行动起来，积极主动将村庙这个盘踞在我们面前的“四旧”给破掉。可任他磨破嘴皮，善良且具有敬畏之心的村民就是不配合。本想打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可这帮“中毒”太深的愚民硬是不愿揭竿而起。何支书只好开动脑筋，苦想对策。抓耳挠腮一阵，想出一招。他把村里的“地、富、反、坏、右”这类劳动人民打击的对象召集起来，扬言要是不听话就要受到阶级批斗等等可怕的后果。见这些坏分子吓得大气不敢出，何支书才交个他们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将庙里的泥胎搬了！

在何支书的威胁逼迫下，一部分爷像被“坏分子”们搬掉了。

何支书为自家的“锦囊妙计”高兴了没多久，他那宝贝儿子就得了脑膜炎，钱花了一河滩还是留下后遗症。这娃学校不要就整天在村里摇晃来摇晃去，摔隔壁的尿盆，点邻家的柴火，摘树上的果子，撵路上的鸡狗……干的都是人见人唾弃的勾当。

一晃这娃长到十三四岁，坏毛病没改还变本加厉，和其他娃娃打架，掐住对方的脖子死不松手，大家像避瘟神样老远看见他就躲到一边。此时，已是普通老百姓的何支书唯有摇头叹息的份儿。

后来，村里搞副业，建了一个烧砖瓦的窑。因为偏僻，晚上需要人照看，何支书主动要求承担这份差事，他的宝贝儿子自然就常去玩耍。某晚，狂风暴雨下了一夜，这娃突然失踪了。几天后，何支书从砖窑厂慌慌张张跑到正在干活的人前，声称发现机井里漂着一个东西，要大伙去看看。人们来到井边，有胆大的下去仔细打量，发现是个人！捞上来一看，竟是何支书的宝贝儿子。事后，老人们怀疑是何支书自己干的好事，但缺乏证据也就不了了之。

前不久，从熟人那得知何支书两口子都不在了，他的俩女儿嫁到外村，何支书这一脉在村里仅留下一些传说了。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这三人干的都是同样一件事。差别在于高师傅是年幼无知，红毛李丹是逞能，而何支书最可恶，不光自己造业还把一些无辜者拖入泥潭。有道是因果不虚，毁坏佛像属五逆重罪要下无间地狱的。他们都为自己的疯狂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只不过遭果报的差别不同而已。红毛李丹果报来的最快，在漫长的痛苦中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何支书最惨，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高师傅也是忍受了无穷的疼痛后离开了人世。

古人说得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我们从这些人身上汲取教训，恭敬三宝，莫造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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