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里成熟的玉米东一片西一片等待着人们的收获,而高师傅却躺在一堆玉米杆上睡得昏死过去。送到县医院被拒收,又到了市医院。检查完毕,医生建议做手术——开颅。打开头颅,又给缝上,一脑袋的瘤子已是无药可治。抬回家,没几天就撇下老婆娃娃走了。由于他不是正式工,厂里仅给了一点点补助。 说真的,高师傅是个好人。待人和气,工作认真,无不良嗜好,他的病也不是一天两天却一直坚持上班。这样的人咋能四十五六就早早离去呢?有一次和乡党们说起此事,一位熟悉高师傅的乡党说,恐怕是报应吧,那年拆罗汉寺的佛像,他扑得最欢,把一个佛像的脑袋给生生弄掉了…… 哦,原来如此! 说起毁寺,还有一件事值得一叙。还是“破四旧”时,南村的何支书想在村里搞出些动静,好完成任务。他召集村民念完文件念报纸,又滔滔不绝地宣讲了几个时辰要大家行动起来,积极主动将村庙这个盘踞在我们面前的“四旧”给破掉。可任他磨破嘴皮,善良且具有敬畏之心的村民就是不配合。本想打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可这帮“中毒”太深的愚民硬是不愿揭竿而起。何支书只好开动脑筋,苦想对策。抓耳挠腮一阵,想出一招。他把村里的“地、富、反、坏、右”这类劳动人民打击的对象召集起来,扬言要是不听话就要受到阶级批斗等等可怕的后果。见这些坏分子吓得大气不敢出,何支书才交个他们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将庙里的泥胎搬了! 在何支书的威胁逼迫下,一部分爷像被“坏分子”们搬掉了。 何支书为自家的“锦囊妙计”高兴了没多久,他那宝贝儿子就得了脑膜炎,钱花了一河滩还是留下后遗症。这娃学校不要就整天在村里摇晃来摇晃去,摔隔壁的尿盆,点邻家的柴火,摘树上的果子,撵路上的鸡狗……干的都是人见人唾弃的勾当。 一晃这娃长到十三四岁,坏毛病没改还变本加厉,和其他娃娃打架,掐住对方的脖子死不松手,大家像避瘟神样老远看见他就躲到一边。此时,已是普通老百姓的何支书唯有摇头叹息的份儿。 后来,村里搞副业,建了一个烧砖瓦的窑。因为偏僻,晚上需要人照看,何支书主动要求承担这份差事,他的宝贝儿子自然就常去玩耍。某晚,狂风暴雨下了一夜,这娃突然失踪了。几天后,何支书从砖窑厂慌慌张张跑到正在干活的人前,声称发现机井里漂着一个东西,要大伙去看看。人们来到井边,有胆大的下去仔细打量,发现是个人!捞上来一看,竟是何支书的宝贝儿子。事后,老人们怀疑是何支书自己干的好事,但缺乏证据也就不了了之。 前不久,从熟人那得知何支书两口子都不在了,他的俩女儿嫁到外村,何支书这一脉在村里仅留下一些传说了。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这三人干的都是同样一件事。差别在于高师傅是年幼无知,红毛李丹是逞能,而何支书最可恶,不光自己造业还把一些无辜者拖入泥潭。有道是因果不虚,毁坏佛像属五逆重罪要下无间地狱的。他们都为自己的疯狂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只不过遭果报的差别不同而已。红毛李丹果报来的最快,在漫长的痛苦中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何支书最惨,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高师傅也是忍受了无穷的疼痛后离开了人世。 古人说得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我们从这些人身上汲取教训,恭敬三宝,莫造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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