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忠:施舍与交换(2)

劳动的异化就是劳动的创造性转变为交换性。作为一种交换方式的劳动控制了到目前为止的人类历史,无论是在结绳构巢之远古,还是在虚拟存在之今天,人类始终在交换彼此的劳动。由于交换的存在,财富成为稀缺品,成为


劳动的异化就是劳动的创造性转变为交换性。作为一种交换方式的劳动控制了到目前为止的人类历史,无论是在结绳构巢之远古,还是在虚拟存在之今天,人类始终在交换彼此的劳动。由于交换的存在,财富成为稀缺品,成为“可欲者”。敢于拒绝财富,就要敢于拒绝交换。道家曾经尝试过这一挑战:老子以“不窥户而知天下”、“老死不相往来”而自绝于世界,但最终还是要“鸡犬之声相闻”。至于与老庄思想颇有关联的神仙家,在乐游于洞天福地的同时,并未忘记人间富贵。

佛家彻底否定了已有之交换,但又没有放弃交换,只不过将以前之交易转变为感应:以己心感应他心,这便是布施(施舍)。施舍在当代已经成为一种十分奢侈的行为,一个人要施舍些许银两给乞丐是要经受世俗理智足够力度的拷问:他是真乞丐吗?他为何不劳而食,坐享其成?我这样做是不是很傻?等等。其实现代人并非在每件事上都这么充满理智,斤斤计较(只要想想那些一掷千金的奢侈行为就不难明白),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交换意识”:即便是一分钱也是我辛辛苦苦攒来的,凭什么我要给他?除非他能用什么与我交换。当施舍不是一种自觉、自发的情感流露,而变成一种利益计较时,施舍也就失去了它的神圣性。所以个体、私人意义上的施舍日渐减少,而公共意义上的施舍反倒在增加,譬如单位组织的赈灾义捐、集团性质的公益赞助,其实后者也多少成了一种展示,带着某种交换的意味。

施舍的本质是神圣的,而真正的受益者也不是受者,恰恰是施者。在古代印度,乞者受到公众足够的尊重,因为通常只有出家修道之人才有资格行乞。出家僧侣专心修炼,不预俗事,故往往托钵乞食。而施者则把施与视为一件积累福德之事,故对乞者是恭敬有加,决无有现代人之横眉冷对或孰视无睹。在这一乞一施的互动过程中,双方的人格和精神境界都得到了提升。至于佛教,则进一步将施舍发展成为一重要的修行法门:布施。

布施在早期还局限在居士方面,当时佛陀教导居士要以衣、食等物施与大德及贫者以求取福德。后来,佛教发展到大乘阶段,主张菩萨行,故布施也成为出家众的修持之法,并成为六度之首(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所谓“度”,即为梵文的汉语对音波罗密,意为到彼岸。借助此六种法门,众生得以脱离烦恼生死之此岸,度达解脱自在之彼岸。

看似简单的布施为何有如此功德呢?因为布施体现了佛教的根本精神:无执、无所得。依《大乘义章》的对“布施”的解释,以己财事分散与他称为布,辍己惠人,称为施。可见布施之目的在于破除个人之悭贪心,进而发起慈悲心,舍己而度脱众生。佛典中给我们讲述了许多感人的布施故事,如佛陀在因地时舍身饲虎的壮举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布施就是牺牲。

布施既是牺牲,则施舍财富(包括己身)也就是拒绝“交换”,由此,“我执”得以消解。众生无始无明,为业力所驱,妄执恒常不变之“我”,故百般思量巩固之、安顿之、展示之,实则计较之思愈精,离实相之境日远。依唯识之说,唯识无境,万法唯识。究实而论,无论“我”,还是山川大地、草木瓦石、莫不为阿赖耶识所变现,并无自性,财富亦是如此。正如恒河之水,饿鬼见为脓血,人执为水,天视为琉璃,而佛菩萨照之皆空。若众生愚钝,则会于瓦砾、草木等诸幻化事作宝马、珠宝种种财富想,坚固执著,犹如痴猴捞月,终坠水中。当然,确认财富的缘起性并非是要否认财富“世间极成真实”的意义,但这主要局限于世间法的范畴,故在《中阿含经》中,佛陀屡屡教导居士要以道求财。

认识到诸法的虚幻性,则布施已摄取了般若精神于其中,故布施乃是无住布施、无相布施,因此布施者应以无贪著、无悭吝心修行布施,达到能施、所施俱空之境。如同《金刚经》所云,菩萨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若布施已达实相空义,则作为施者与受者的众生非但不会滋生虚无之感,反倒会倍长感激之情。由此我们不妨推而广之,人类存在之基本活动其实就是布施。人之于天、地、君、亲、师要尊重,因为此五者于己为施者,有大恩。但施恩于己者岂止于此,兄弟姊妹、亲戚朋友、邻里同事、熟人陌路甚至一切有情莫非施者,乃至一草一木、一瓦一石亦与我有默契,结缘于我。如此,我是受者,我已是受者,我既承载了太多的施与,则我已是大富裕者,我应是大施舍者。如是,“历史”于我非是被解构的对象,恰恰是我要回向者。

当“历史”不再处于被解构状态时,索取也就消失了,财富就此失去了交换意义。如是,菩萨行于世间,布施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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