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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和尚与弥勒信仰的文化转向(2)

在这段传文中,布袋和尚已明显被传为弥勒的应化身,而“祖师西来意”之问,也是典型的 禅宗 用语;至于“十六群儿”的出现,更增添了布袋和尚的世俗化色彩,近世出现的“五子戏弥勒”造像可视作是这一典故的流变。

在这段传文中,布袋和尚已明显被传为弥勒的应化身,而“祖师西来意”之问,也是典型的禅宗用语;至于“十六群儿”的出现,更增添了布袋和尚的世俗化色彩,近世出现的“五子戏弥勒”造像可视作是这一典故的流变。

如果说《宋高僧传》“唐明州奉化县契此传”是有关布袋和尚事迹之祖本的话,《景德传灯录》不口《佛祖统纪》所传则是有关布袋和尚事迹的基本蓝本,以后各传(如《佛祖历代通载》、《释氏稽古略》、《神僧传》、《定应大师布袋和尚传》以及各种方志和碑铭等),大多循着这两书的内容,只是细节随着年代的推延而日趋详备并略有变化,如把布袋和尚圆寂时间定为后梁贞明三年,把“十六群儿”演为“十八群儿”,等等。

通过比勘众多材料,有几点是可以明确的:一、布袋和尚即契此和尚,生于五代时,系奉化(匹明)一带的游方僧;二、布袋和尚是一位禅师,但所出传系不明,只符合五代时流民激增、趋入佛门的情况;三、后世所传之大肚弥勒是以布袋和尚为蓝本的,只是从“形裁服腰,蹙頞皤腹”到“袒胸裸腹,笑口常开”,尚有一个转变过程。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布袋弥勒的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趋流行,至于史料之真伪其实已变得并不重要。按顾颉刚先生的“文化层累说”,在历史传说之中,越是后出的材料越是丰富和详细,但这并不表明越考越明,而是表明了一种文化的转向。

按佛教诸经,特别是弥勒经类,弥勒是兼具菩萨和佛双重身份的,所以在南北朝佛教造像中,既有菩萨身的弥勒,也有佛身的弥勒。但无论是哪一种造像,都表现得神态肃穆、庄严慈悲,而面相仍是古印度人特征。《宋高僧传》等所载的布袋和尚,“形裁服腰,蹙颏皤腹”,与早期弥勒造像的特征显然有异,他既有游方僧的特点,也有传统罗汉像的特征,但看不出后世所传的大肚弥勒的端倪。所以,从早期弥勒像,到中期布袋和尚像,再到大肚弥勒像,其中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这种演变(特别是布袋和尚到大肚弥勒的演变),反映了弥勒信仰的文化转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佛教的文化转向。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它反映了五代以后的禅)争合流趋向。自禅宗南宗在中唐兴起后,禅宗几为一统天下,其余各宗或断传或衰微。净土思潮端赖以奉弥陀为正主的)争土宗而延绵不绝,而且由于为广大下层民众所信仰,始终作为一股潜流与禅宗之作为激流相对而行,而且逐渐呈现出合流的趋势。较早唱禅)争合一(或禅教合一)的是唐代的宗密,但真正形成局面的是五代的永明延寿,他所提出的“四料简”,最鲜明地表现了这一思想:“有禅无)争土,十人九蹉跎;阴境若显明,瞥尔随他去。无禅有)争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有禅有净土,犹为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为佛祖。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有个人依怙。”由于延寿的影响,宋代诸多禅僧,如天衣义怀、无为子杨杰、宗颐慈觉等都是兼弘净土的。虽然这些禅僧所依的净土大都是弥陀)争土,但毫无疑问,弥勒)争土作为曾经有过重大影响的)争土思潮,必然作为广义的)争土受到重视。布袋和尚以禅僧之身,唱“弥勒真弥勒,时人皆不识”,并快速流行,无疑是这种禅)争合流思潮的另一面反映。

其次,它反映了宋代以后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趋向。佛教作为一种异域的宗教和文化,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便与中国本土的儒道二教展开了既吸纳与排斥的历程。时至宋代,唱三教合流则渐成风气。“此中尤以作为儒学中心问题的人性学说和作为佛教核心问题的佛性理论之间的相互浸透、相互影响最为突出。”就佛教方面而言,正是由于吸纳了儒学的人性学说,故一改传统佛教悲观厌世的色彩,而表现出一种积极入世的姿态,力求做到出世与入世相结合,禅宗所谓

“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是这种姿态的典型表现。另一方面,在民间,道教的一些传统信仰,如“福禄寿”等,也逐渐为佛教所吸收,以满足广大信众祈福禳灾、求富显达、延年益寿等的心理需求。正是在这些思潮的激荡下,乐观喜气的大肚弥勒应运而生,并得以广泛流行。大肚弥勒的文化寓意,恰如常见的那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这里有佛的超然、禅的玄机,也有儒家的仁义、道教的福禄寿理想。所以说,大肚弥勒是真正的三教合流的艺术反映。“在所有汉化的佛菩萨造像中,最成功的一为观音,再一个就是弥勒了。”

再次,它反映了明代汉地佛教世俗化的趋向。佛教之世俗化,就广义来讲,也可理解为

“人间佛教”思潮之一部分,这种思潮之源,远可追溯到《维摩诘经》,近可以慧能南宗为祖。但从狭义来讲,所谓世俗化,主要是指满足人们世俗需求的一种文化向度,这股思潮是与明代商业经济之发展有关,而大肚弥勒之流行应该从其中去找根源。根据现有史料,布袋和尚像在其圆寂后即已出现,这是可以确信的。但正如笔者上文所分析的,布袋和尚像与大肚弥勒像之间还有一次转向,而这现在已无从详考。从大肚弥勒像所表现出的世俗化倾向来看,应该流行在明代中期,当然最初出现可能要更早些。弄清其最初出现的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肚弥勒作为一种文化折射,实际反映了中国佛教世俗化的倾向;在这种世俗化的倾向中,弥勒在一般百姓心目中,其实已经不是未来佛而是常驻佛了,它抚慰人们的心灵,也给人们以希望和祥和。

弥勒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部分,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弘扬其合理的成分,对于构建当今和谐社会仍有积极的意义。(信息来源:摘自《人间弥勒》)

编辑:纤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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