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的烙印,特殊的关系

唐太宗,佛教
深刻的烙印,特殊的关系

 

唐太宗的少年时代,佛教的影响已经广泛地渗入到各阶层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李氏这个大贵族家庭也不例外。公元606年,九岁的李世民患目疾,他的父亲李渊曾亲自到长安草堂寺拜佛,以求保佑。李世民疾愈后,李渊即造石佛一尊,送入寺内供奉。这些在李世民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烙印,后来他始终念念不忘儿时的这段经历,曾亲自撰诗赞颂草堂寺祖师鸠摩罗什,表达对前代高僧的崇敬和追念。共法鼓而同宣,与梵音而俱远。

 

唐太宗俱足“信、愿、行”,他继位后,立即宣布废止限制佛教发展的诏令,开始“度僧立寺,广事弘持”,为佛教振兴颇费心血。贞观三年,为报母恩,舍旧宅通义宫为尼寺,以后又陆续修建了不少佛寺。同年下令恢复隋朝设在大兴善寺的译场,命印度和尚波颇主持译经。中国沙门十九人助译,命大臣房玄龄、杜正伦、萧累等监护勘定,此外,太宗又在宫廷内外大兴佛事,或为超度祖先和阵亡将士孤魂,或因风雨失时,命僧尼诵经行道。事后都要大量布施。并先后为皇后六宫授戒。贞观六年,太宗诏请华严宗初杜顺进宫,下殿亲迎,赐号“帝心”。宫廷上下对杜顺礼敬如佛。

 

礼敬玄奘,相见恨晚。

 

贞观十九年正月初七日,玄奘大师由印度求法归来,抵在长安。太宗与之“谈叙时俗,从卯到酉(早上五时到晚七时)不觉时延”。玄奘条陈所需优给,甚至对大功臣尉迟敬德的爱子窥基。也应玄奘的请求,特赐其出家。跟随玄奘学佛译经。窥基由被迫出家到最终成为玄奘的得意门生,并和玄奘一起创立了唯识宗。太宗以法师德业渊博,仪表绝伦,因此想请法师还俗来当宰相,被奘师婉拒。因此太宗皇帝对学佛出家更为景仰,赞叹道:“出家者乃大丈夫事,非将相所能为!”

 

太宗还延请全国高僧数人,征集缀文、字学、证梵学者和笔受、书手以及一些大臣等。在玄奘所住弘福寺内建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国立译场。所译之佛经“展转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禀未闻之义”。又亲撰佛教《大唐三藏圣教序》。称颂佛教“微言广被。拯含灵于三途;遗训避宣。导群生于十地”。以后太宗对佛教愈发护持情深。应玄奘之请。一次就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为长孙皇后新建慈恩寺。请高僧五十人入住。别造译经院。玄奘移住之日。太宗及皇太子、后妃等于安德门楼亲执香炉临送。仪式非常隆重。观者数万人。唐太宗直到临终仍和玄奘谈论佛法。问因果报应及西域先圣遗迹。深以“相见之晚,不得广兴佛事”为叹。

 

佛教的兴盛,带来了国丰民安的“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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