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梁武帝晚年在治国方面的失误，我想主要在他没有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身为君主，学佛是个人的事情，但治理国家是万民的事情。他首先应该把万民的事情处理好，再来忙个人解脱的事情。可人一旦对某事过于专注，难免就会考虑不周，顾此失彼。如果他能明白这一点，先禅位给有德子孙，然后再专修佛法，那就比较完美了。不过，退休是现代名词，在1500多年前可是很难想象的。所以，就治国而言，他晚年确实有误，这是不必替他开脱的。但是，国事的变化往往是缓慢的、不易察觉的，难以未雨绸缪。易人处之，也未必就能高明到哪里。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是尽善尽美的。

梁武帝还让我联想起了其他几位帝王，包括唐太宗、唐玄宗、雍正帝。唐太宗道佛并宗，治理国家方面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局面，佛教方面支持玄奘法师译经，极大地丰富了汉地的佛教典籍，泽被后世以及东洋。唐玄宗早年也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但他晚年却安于享受，用人唯亲不思进取，终酿成“安史之乱”，被迫退位，最后郁郁而终，结局比较悲惨。唐玄宗的结局与梁武帝有些类似，但是梁武帝晚年是专注于佛法修持，始终做到一切简朴、不近女色，并大做佛事功德；而唐玄宗晚年却是贪图享受，在声色犬马中居安不思危，并大兴土木修建华清宫，只为肉体享受而已。他们开创的盛世，基础也不同。梁武帝是处在割据乱世之中，他建立卓越政绩的基础，就比继承贞观之治大唐伟业的唐玄宗要差得太多，困难也是后者所没法比较的。他二人也有相似之处，即国力都是因经受叛乱而由盛至衰，本人也不得善终。梁武帝是侯景之乱，唐玄宗是安史之乱。再谈雍正帝，雍正帝的佛学修为确实比梁武帝深，是一位开悟了的皇帝，这在中国有佛教以来的历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了。他与梁武帝一样，都勤于政事，刻苦节俭，典型的佛教徒风范。另外，梁武帝舍身为寺奴，雍正帝舍雍王府为雍和宫，也都能做到舍。比起梁武帝，雍正帝佛法高明，但世寿较短，只活了57年，梁武帝则是活到了86岁的高龄。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梁武帝与达摩祖师的对话——

梁武帝问：“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记，有何功德？”
　　达摩祖师回答说：“并无功德。”
　　梁武帝又问：“何以无功德？”
　　达摩祖师回答说：“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
　　梁武帝再问：“如何是真功德？”
　　达摩祖师回答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梁武帝接着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达摩祖师回答说：“廓然无圣。”

梁武帝最后问：“对朕者谁？”
　　达摩祖师回答说：“不识。”

说实话，在当时大乘佛法尤其禅宗刚刚萌芽的时代，要能领略达摩祖师的奥义，确实非常困难。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梁武帝是草包，因为就算到了今天，大乘佛法在中国经过一千五百多年的发展，又有几人能真懂得什么是圣谛第一义呢？又有几人实证了圣谛第一义呢？要怪只能怪两人的问答节奏太快，如果给他们几天的时间，一个慢慢讲，一个用心聆听，说不定梁武帝也能进一步明白第一义之理，至于实证则要看综合机缘了。实证之后，梁武帝还要不要做这些功德呢？当然还要继续做，只不过那时他就会三轮体空去修一切善法了。现在，我相信“佛心天子”梁武帝早已证悟自性。

再谈昭明太子。此太子基本上继承了梁武帝的主要优点，聪明、刻苦、简朴、孝顺、仁厚、智慧。昭明太子可谓神童，“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读书时，“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文学方面，太子所编的《昭明文选》对后世的影响，不亚于曹氏父子领军的建安文学。佛学方面，太子也造诣极深，相信不在其父之下。他的金刚经三十二分则，相当于为金刚经做注，把金刚经的精要全指示出来，对后人研究金刚经有极大的帮助。三十二分则完全体现了他在文学和佛学两方面的深厚素养。我有时想，如果是他昭明太子而不是梁武帝跟达摩对话，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他的表现有没有可能比梁武更好一些？可惜啊，他无缘得见达摩祖师，并且就算见了也没什么用，因为他只活了三十岁，在梁武和达摩的历史性对话之后过了大约四年就去世了，这又怎能传承佛法心印呢？一叹！

我们今天研究、读诵、修持金刚经，除佛陀、须菩提长老和译经者之外，还应当感恩于昭明太子。而如果没有梁武帝的提倡和亲自实践，佛法在南朝不会如此兴盛。昭明太子缺乏大的环境和熏陶，也难能有这般的佛法见地为金刚经做分则。所以，我们也要感恩于梁武帝。饮水要思源，我们对梁武帝父子应心存感激之情！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