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坛城的小姐弟
    2003年“非典”刚过，我利用暑假历尽艰辛来到位于四川色达的喇荣五明佛学院，参加每年定期召开的大法会。
    在招待所门前遇到正在玩耍的姐弟俩，姐姐6岁，红红的脸蛋上挂着一层被高原冷风吹皴了的肤屑；弟弟不到5岁，一副受到呵护后的可爱神情，跟着姐姐寸步不离。姐弟俩好奇地打量我这个“城里人”，礼貌地叫我叔叔。我忽然对他俩产生了好感，分给他们口香糖吃，并特意交代他们嚼完后吐掉不要咽下去，因为我亲眼见过好几位喇嘛都把口香糖嚼了几下就咽下去，千万别笑话，因为他们从来都没吃过口香糖。
    我问姐姐：“上学了吗？”
    姐姐答到：“家里穷，上不起学！”
    我又问：“会认字吗？”
    姐弟俩异口同声地回答：“会！妈妈教的。”随之又都兴奋地争相用树棍在地上写出自己的名字和会写的字。
    我把随身所带的圆珠笔送给了姐姐，她高兴地在手心里写划，但当看到弟弟期盼的眼神后，她还是依依不舍地把笔别在了弟弟的胸前…。
    通过交谈得知她家来自甘肃，家里五口人：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吃奶的小弟弟。家里没有地种，爸爸找不到活干，全靠妈妈外出要钱养家，因为爸爸不好意思。我自然地联想起在小饭馆里总能见到一位背着孩子要钱的年轻妈妈，最多只要一块钱，眼睛里全然没有那种乞求怜悯的令人讨厌的神情，而且我也曾给过她一块钱。
    我告诉姐姐让她带着弟弟多多地转绕坛城，能改变将来的命运。姐姐说她妈妈天天背着弟弟绕坛城，他俩有时也跟着绕。我说：“从今天起，咱们一起绕坛城，我每天给你们每人一块钱。”于是我掏出两块钱给了他们一人一块。姐姐小心翼翼地把钱揣进兜里，说了一句话：“把钱交给妈妈买馍吃。” 第二天我把另一支更高级些的圆珠笔悄悄地送给了姐姐。
    以后姐弟俩每天都在楼下等着我的出现，以至见到我成为了他们一天中高兴的事。绕坛城时我的身边总是伴着两个快乐的小跟屁虫，与孩子们在一起，心里总有一种痒苏苏的愉快。有时我特意买些糕点与他俩一起分享。有一次我问弟弟长大了想干什么，他回答说长大了要当喇嘛。
    之后的一天，我遇到了他们的妈妈，她向我表示了感谢，并讲述了他们的家境。她家住甘肃的偏僻山区以务农为生，国家的退耕还林政策一执行，便失去了土地。按说国家有补偿政策，但地方政府规定必须种树，并以树苗存活的统计数为领取救济粮的先题条件。她家所处的山区盐碱沙石土壤为多，干旱缺水，而且早晚气温低温差大，导致树苗的存活率极低。好容易种活的树苗又经常被牛羊啃食，往往种活一棵手指般粗的树苗就要砍掉十几棵树枝来做圈围以防牲畜破坏。他们属汉族，政府不提供助学金，老大上不起学。三个孩子小需要照顾，外出打工就意味着夫妻天各一方，家里没了顶梁柱，况且连盘缠也掏不起。只好背井离乡另谋出路。
    与她的交谈中，我发现她很健谈，言语中很富有哲理，这与一般没有知识的村妇大不相同。虽然讲述了自己的窘迫，但却丝毫没有怨天尤人的意思，使人能感觉到她那淳朴善良的天性，这一点从她的儿女们身上就能看得出。
    有一天雨后，在坛城上许多人蹲在地上，在地砖的泥缝里寻找以前开法会时天上降下的舍利，结果她捡到了一颗。大家都为她的幸运而高兴，而她却毫不犹豫地把它送给了一位大城市里来的女居士。
    后来我从他人嘴里得知，他们全家是抱着一起出家的打算而来佛学院的。学院暂时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但从极为拮据的经费中给他们拨出每人每天五元的生活费。
    所带的几千块钱花得差不多了，我盘算着在离开学院时只留些返程的路费，把剩下的几百元送给他们，但因动身时为赶早车，没能遇到他们，至今都还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