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大年是一台全民参与的民俗大戏，正月十五元宵节，就是这部大戏的压轴节目。元宵是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一年明月打头圆”。故称“元夕”、“元夜”，道教称元宵为上元节，还将它与七月十五中元节、十月十五下元节合称“三元节”，上元节是天官赐福的节日。

　　元宵典型的节俗是灯会，因此元宵又被称为“灯节”。元宵起源说法不一，一般来说它有两个源头，一是中国本土的正月上旬的祭祀传统，汉武帝在正月上辛日，到甘泉寺燃灯祭祀太一神，灯火彻夜不熄。这种习俗后来移到正月十五。另外一个源头跟佛教有关，西域摩揭陀国每年十二月底（相当于中国夏历的正月十五），要在城内做燃灯法会，纪念佛祖。随着汉明帝迎经白马寺，佛教合法进入中土，正月十五燃灯表佛的习俗也逐渐为人们所习用。灯彩有很好的视觉效果，对于营造节日气氛来说，它与春节的爆竹有异曲同工之妙。

　　元宵灯会的兴盛从隋唐开始，历代相沿。隋炀帝杨广是一个爱热闹的人，每年元宵他都要在都城洛阳举行盛大的灯会，招待外国使者，以夸耀中国的富庶。这位隋朝天子还写了一首《正月十五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看来风流天子有着不错的诗才。唐朝是一个气象万千的时代，元宵张灯风气更盛。八十尺高的百枝灯树，竖立高山之上，百里都能见到。二十丈幅的灯轮，“衣以锦绣，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朝野佥载》）。唐朝皇帝为了举国同乐，将以前正月十五一夜的灯会，延长到三夜，规定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官家放假三日，为了人们通宵观灯游赏，节日期间取消平时的宵禁，即所谓“金吾不禁”。唐初诗人苏味道在《正月十五夜》诗序中说：“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火之会，金吾驰禁，贵戚及下里工贾，无不夜游。”接着苏味道咏赞了唐代元宵的灯火盛况与游乐场景，“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宋朝城市生活进一步发展，元宵灯火更为兴盛。帝王为了粉饰太平，“与民同乐”，元宵节亲登御楼宴饮观灯，“山楼上下，灯烛有数十万盏”（《东京梦华录》卷六）。张灯的时间也由三夜扩展到五夜。新增的十七、十八两夜，最初限于京师开封府，据说是由两浙钱王进献给皇上的浙灯。后来地方州郡纷纷效法，成为通例，所以民间流传钱王买了两夜灯的说法。宋朝跟元宵灯会有两则逸事，一则是州官放火的典故，据《老学庵笔记》记载：田登在做州官时，忌讳说与自己名字同音的“灯”字，元宵节放灯是官民俗习，他也躲不过，但在其辖区内贴出的告示是：“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后来人们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来批评官员的霸道与专横。另一则故事是批评官员以娱乐粉饰政治的不良做法。蔡君谟在任福州太守时，上元节下令民间，每家张灯七盏。当时有一位读书人，做了一盏丈余长的大灯，灯上题诗一首，“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蔡太守十分羞愧，只好下令罢灯。

　　宋元易代之后，元宵依然传承，不过灯节如其他聚众娱乐的节日一样受到限制。明代全面复兴宋制，元宵放灯节俗在永乐年间延至十天，从正月十一开始，京城百官放假十日。民间观灯时间各地不一，一般三夜、五夜、十夜不等。江南才子唐寅《元宵》一诗，写出了元宵灯月相映之妙。“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绕月下月如银。”明代中期以后城市经济有较大的发展。作为市井生活重彩的元宵节更加热闹。

　　北方以京城为代表，唐宋时期的京城灯会一般三夜、五夜，明朝永乐年间延至十天，京城百官放假十日。正月八日至十八日，在东华门外，形成灯市，卖灯的商贩、买灯的顾客、观灯的游客络绎不绝，人物齐凑，热闹非凡。明代灯市十六更盛，“天下繁华，咸萃于此。勋戚内眷登楼玩看，了不畏人。”（《酌中志》卷二十）妇女身着白绫衫，结伴夜游，名为“走桥”，也称“走百病”，说元宵夜走一走没有腰腿病。人们到各城门偷摸门钉，以祈子嗣，名为“摸门钉儿”。太平鼓彻夜喧闹，有跳百索的、有耍大头和尚的、有猜谜语的，不分男女聚观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