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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理解中，出家往往是一个人对现实绝望之极的被动选择，比如一个人“看破了红尘”，便选择出家，弃绝俗世，暮鼓晨钟。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出世与入世仿佛两个不同的、价值相反的世界。传统知识分子渴望入世建功立业、为帝王师；假如不得志、不被重用，就换上一种出世心态，或寄情山水古刹，或与宗教人士交游往来，论道谈玄。 可出世并非心甘情愿，一旦仕途得志，知识分子们的人生主题重又变成国计民生和建功立业的世俗大事。因此，入世是积极，出世是消极。世俗社会是对现实有用的作为空间，遁入空门则往往意味着返归内心：既对现实不关心，也对改进现实无所裨益。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对柳智宇和众多高学历、高智商的人归隐寺庙的那种遗憾之情。因为在我们俗世人看来，遁入空门未免“暴殄天物”，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利用他们的才华和高智力去按世俗的成功标准活得更好。 但据我所知，在一些欧美国家，乃至在我国台湾地区，许多宗教人士都是智力或学术上的精英分子。这些人遁入信仰之门，或者剃度修行，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出家者，并不常被视为奇怪的事情。 |